<ul id="8eaoi"></ul> 近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支持浙江高質量發展建設共同富裕示范區的意見》（下稱《意見》）公布。《意見》指出，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多渠道增加城鄉居民收入。無疑，收入分配是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動實現共同富裕的最直接方式。但我們還需從存量和流量兩個維度來研究貧富差距問題，進而找到實現共同富裕的更有效路徑。
在我們的習慣性思維中，經常混淆了“財富分配”與“收入分配”概念。事實上，二者存在根本性區別，前者是指存量分配，后者是指流量分配。盡管存量是流量的歷史形成，但存量分配又現實地決定了流量分配：存量分配的規模越大，對流量分配的決定作用就越大。資產更多體現為存量屬性，包括實物資產、金融資產和無形資產。在現實生活中，因為各種資產使用，以及資產本身的增值、貶值所導致的貧富差距可能遠遠大于收入分配造成的差距。例如，在1998年住房市場化改革之前，城鄉居民的財富差距并不大，表現為當期貨幣收入的差距有限。但在之后的20余年內，由于房地產市場的高歌猛進，僅住房一項就形成了巨大的城鄉貧富差距。顯然，這種財富的增值并非個人努力的結果，而是得益于城市空間價值的“漂移”，從公共價值外溢到了私人產品上面。再如，少數商人通過各種方式廉價獲取國有資產經營權或自然資源開采權，由此形成的財富差距也并非收入分配所造成的，而是利用公共產權制度的漏洞形成對公共利益的侵占。
客觀來說，由于我國發展過程中存在的不均衡性特征，與過去相比，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有所擴大。但若從存量分配來觀察，城鄉居民的貧富差距則遠遠大于這個比例。事實證明，農民收入增長再快，也無法趕上城市居民資產增值導致的財產差距。這意味著農村人口的市民化仍面臨各類顯性或隱性門檻，貧富差距固化甚至擴大所蘊藏的公共風險更應給予高度關注。金融資產也同樣如此，近年來，居民擁有的金融資產并沒有隨著經濟增長而同步升值，反而有些金融資產出現了貶值。在金融抑制和金融壟斷的背景下，居民的金融資產價值還可能通過銀行存款、股票、債券等金融工具向金融部門隱性轉移，其實質是對存量財富的再分配。由于財富再分配機制與現行各種制度之間的隱性關聯，可能導致財富的過度集中化趨勢，從而造成更為明顯的貧富差距。
要實現共同富裕目標，僅著眼于流量分配上做文章是遠遠不夠的。或者說，只就收入分配的流量維度來討論分配問題，最終難以縮小貧富差距，甚至可能因“誤診”而導致適得其反的結果。相比于流量分配，存量分配的轉移和再分配功能所導致的貧富差距是隱性的，不易被覺察的，但往往又是決定性的。因此，要進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動實現共同富裕，必須從存量和流量兩個維度來追溯貧富差距的真正根源，并注重從戶籍、土地、產權、金融等領域的制度改革入手，努力構建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的共同富裕體制機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