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l id="8eaoi"></ul> 40多年來，不論從什么角度看，中國的發展都堪稱奇跡。2020年底，中國經濟規模超過美國的70%，后疫情時代，中美差距會加速縮小。
大國經濟規模排序和相應的經濟版圖的改變，無可避免地會引起利益相關者的種種不適、疑慮乃至驚恐。近年來，中美關系的困難局面就是在這種背景下出現的。
然而，忽略人均和結構水平的總量規模易于使人產生幻覺、誤解或誤判。更何況，中國還要解決好自身由中等收入階段跨越到高收入階段特有的問題。
中國的位置究竟在哪里？全球發展的出路又在哪里？
1、挑戰
經過40多年的努力，不論從什么角度看，中國的發展都堪稱奇跡，已經接近高收入國家的門檻。另外，經濟增長也經歷著關鍵性轉型。從表面上看，增長速度由高速轉向中速，背后則是增長動能、經濟結構和制度規則的全方位轉換。
在國際上，一些經濟體在大體相同的增長節點上，經受了增長動力下降、收入和財產分配差距拉大、資源環境壓力加大、社會共識減少乃至撕裂等沖擊，增長減緩、停滯或后退，陷入被稱為中等收入陷阱的困境。事實上，這些挑戰在中國或多或少都出現了。
中國在這個階段發展的特殊性在于，作為一個超大型經濟體，如果中國能夠成功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全球高收入人口總數將會擴大一倍。如果發展正常，今后5~10年，按現價美元計算的中國經濟總量規模超過美國將是大概率事件。
大國經濟規模排序和相應的經濟版圖的改變，無可避免地會引起利益相關者的種種不適、疑慮乃至驚恐。近年來，中美關系的困難局面就是在這種背景下出現的。
忽略人均和結構水平的總量規模易于使人產生幻覺、誤解或誤判。即使中國的經濟總量規模超過美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水平也只大概相當于美國的1/4。盡管中國創新能力增強，但與發達國家在科技、高水平教育、產業結構等領域的差距依然不小，有些可能還會延續相當長的時間。
歷史上的大國爭霸曾帶來嚴重沖突，有的演變為戰爭。但與幾十年或一二百年前相比，當今世界結構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一方面，全球化的大幅推進已經使包括大國在內的國家間利益連接空前密切，脫鉤往往是損人又害己，相互均無好處。
另一方面，核武器使大國的正面沖突不可能有贏家，實際上畫出了大國沖突的底線。傳統和非傳統全球性問題清單不斷加長，一個超級大國已經無力主宰或主導全球事務，更不可能公正有效地提供全球公共產品。此前，特朗普政府的不斷“退群”與此直接有關。
即使中國經濟總量規模超過美國，中國也不會、不能、更無必要成為另一個美國。出路在于形成一個各國普遍參與且高效的全球治理結構，這樣的治理結構的形成和運轉，包括G20成員國在內的大國，特別是中、美、歐等主要經濟體，負有特殊的責任。
然而，這種看起來比較理想的格局并不容易形成，有些勢力借助全球化進程中的結構性矛盾背道而馳，人類社會或許將不得不為此付出大的代價。中國的國際影響力日趨增加，但似乎很難再回到過去幾十年相對寬松和緩的國際發展環境。
2、突圍
在這種背景下，中國將面臨雙重挑戰，一方面要解決好由中等收入階段跨越到高收入階段特有的問題，另一方面要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找到自身合適的位置。
“十四五”時期的改革開放發展，簡單地說，就是要從這些挑戰的壓力下突圍，踏上高收入階段的臺階。
中國經濟首先受到新冠肺炎疫情沖擊，由于應對得當，率先開始恢復，并成為當年唯一實現經濟正增長的主要經濟體。隨著經濟恢復到正常增長軌道，宏觀政策也要相應回歸正常狀態。
中國與發達經濟體的重要區別是，還有相當大的結構性潛能驅動增長，而非主要依賴于宏觀刺激政策。在房地產、基建、出口等高速增長期結構性潛能逐步消退后，“十四五”期間要著力發掘與中速增長期相配套的結構性潛能。
這里我們提出一個“1+3+2”結構性潛能框架。
“1”指以都市圈、城市群發展為龍頭，通過更高的集聚效應為下一步中國的中速高質量發展打開空間，今后5~10年，中國經濟百分之七八十的新增長動能將處在這個范圍之內。
“3”指實體經濟方面，補上我國經濟循環過程中新的三大短板：
一是基礎產業效率不高，主要是基礎產業領域仍然不同程度存在著行政性壟斷，競爭不足。補這個短板將有利于全社會降成本。
二是中等收入群體規模不大，今后10~15年時間，中等收入群體應力爭實現倍增，由4億人增加到8億~9億人。補這個短板將有利于擴大需求特別是消費需求，同時擴大人力資本。
三是基礎研發能力不強，這是我們內循環中的“卡脖子”環節，補上這個短板才能有效應對外部“卡脖子”問題，為建設創新型國家打牢基礎。
“2”指數字經濟和綠色發展，這是全球性的且中國具備一定優勢的新增長潛能。簡單地說，“1+3+2”結構性潛能就是一個龍頭引領、補足三大短板、兩個翅膀賦能。
3、收縮
在以上結構性潛能框架中，都市圈、城市群的發展尤為重要。
近幾年城市化進程的突出特點是人口特別是年輕人口向一線城市、幾大經濟圈和內地若干中心城市集聚，包括農村人口進城，更多地則是其他城市人口轉向中心城市。農村結構、城鄉結構和城市結構都在經歷著未曾有過的歷史性變遷。有關研究顯示，數萬個村莊正在消失，上百個城市人口減少，農村和小城市正處在收縮狀態。
集聚效應加強、生產率提升，是城市化進程的一幅畫面，另一幅畫面則是已有的大型、超大型城市內部結構性矛盾加劇，甚至到了不可持續的地步。
如房價飆升，一些城市的房價進入全球高房價排行榜的前列；制造業和部分服務業由于成本壓力不得不從城市核心區退出，面臨著既要降低成本又不能遠離供應鏈網絡的兩難選擇；城市人口老齡化問題嚴峻，很多人想到郊區找一個面積大一點、成本低一點、環境好一點的生活居所，但難以如愿；隨著城市核心區人口密度增加，除了高房價外，擁堵、污染、生活環境惡化等城市負外部性因素增加，居民的實際生活質量感受與收入和消費水平的提高并不對應。
更重要的是，中國的城市化率還有大約20個百分點的上升空間。如果上述結構性矛盾無法解決或有效緩解，集聚效率最高的大型、超大型城市，對于將要進城的農村人口和其他城市人口，已經騰不出多少空間了。事實上，近些年來這樣的空間正在被壓縮。
顯然，我們正面臨著持續推進城市化進程、提高全社會資源配置效率與既有城市結構性矛盾之間的沖突。在這種沖突的夾縫中，加快建設都市圈、城市群是一個必然選項，準確地說，是一個逼出來的、不得不采取的選項。
概而言之，都市圈發展通過疏解核心城市的結構性矛盾擴展城市化空間，小分散、大集中，實現大城市、超大城市的轉型升級。都市圈的發展，重點是“圈”的發展，通過“圈”與核心城區的結構調整和再平衡，提升城市發展的空間、質量、效率和可持續性。
具體說，有利于產業結構調整，特別是制造業在降成本的基礎上提高專業化水平；有利于人口結構調整，大幅度改善居住環境和生活品質；有利于職住平衡，減緩擁堵、污染和通勤壓力問題；有利于進城農民工和其他外來人口改進居住條件，獲取應有的基本公共服務；有利于擴大投資和消費需求，提高已有產能利用率，形成重要的經濟增長新動能；有利于帶動創新和綠色發展，促進生產生活轉向高質量、可持續、有韌性的新發展方式。
4、試錯
回到現實，都市圈建設面臨不少思想觀念、體制機制和政策方面的阻力與約束，這就是下一步深化改革要解決的問題。
加快大城市城鄉接合部的農村土地制度改革，重點是農村集體建設用地與國有土地同價同權、同等入市，同時創造條件推動宅基地向集體組織外部流轉。
農地入市、宅基地流轉獲取的收入，應優先用于完善相應地區農村人口的社保體系，使他們與城里人一樣，生活不再依賴于土地，而是由更為有效和穩定的社會安全網托底，這同時也提高了土地利用效率、增加了農民的收入。
以強有力的制度政策防范以權謀私的腐敗行為，增強透明度和社會監督。
推動農村基層治理結構的改革轉型，集體經濟組織管理和行政管理職能適當分開。
改革、創新、完善國土空間和城市規劃的形成機制，市場在這個領域也要發揮決定性作用，依據人口流動的市場信號適時調整規劃、配置公共服務資源。
創新都市圈建設的體制機制，立足于調動市場力量，同時以正確方式發揮政府作用。
以上幾方面的改革都很重要，但都不容易，有的是長期以來未能啃下的硬骨頭。深化改革的機制也很重要，應堅持頂層設計、基層試驗。
頂層設計，主要是指方向、畫底線。
所謂指方向，應當是明確改革要有利于推動城市化進程，有利于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有利于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
所謂畫底線，是指堅持土地公有制性質不改變、耕地紅線不突破、農民利益不受損三條底線。
在此前提下，應當給地方、基層、企業和個人更大的自主選擇的空間，允許、鼓勵、保護擔當精神和創新精神，因為究竟什么樣的做法適合國情、省情、市情，事先并不清楚，需要通過大量試錯糾錯才能找到對的辦法。這是中國改革開放中被事實證明行之有效、應當繼續堅持的一條基本經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