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狂飆》帶火的《孫子兵法》，道德含量特別高

電視劇《狂飆》熱播，帶火《孫子兵法》，《孫子兵法》銷量大增乃至脫銷斷貨。劇中反派男一號高啟強對《孫子兵法》的推崇，使網民似乎對《孫子兵法》的謀略充滿好奇，事實上，《孫子兵法》是以道為體，更在乎道德關懷和人本精神。不讀《孫子兵法》的人很難能理解書中的精髄，只要能辨別《孫子兵法》與《三十六計》差別也算是讀懂了書。

據司馬遷《史記》記載，孫子生活在春秋時期，那是中國歷史上一個大變革的時代。在政治上最顯著的特點是周王室的衰落和諸侯爭霸，用儒家的話說就是“禮崩樂壞”“春秋無義戰(zhàn)”。據不完全統(tǒng)計，僅從周頃王元年（前618年）到周敬王元年（前519年）這一百年的時間里，見于記載的規(guī)模較大的戰(zhàn)爭就超過了一百六十次。各國出于自身的生存、發(fā)展及爭霸的需要，爭相廣攬軍事賢才，鼓勵創(chuàng)立軍事新說，這就為兵家和兵書的登場提供了廣闊的舞臺。

孫子名武，是春秋末期齊國人，生卒年難以確定，與孔子處在同時代或略晚。齊國是西周開國功臣姜子牙的封地，相傳《六韜》《陰謀》等軍事謀略書就與他有關。春秋時期，又有名相管仲輔佐齊桓公成就霸業(yè)，留下了非常豐富的軍事遺產。齊國一躍成為當時天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成為豪杰云集的地方。這樣的社會環(huán)境，也為孫子的軍事研究提供了理論支持，使他能夠在青年時代就成為學識淵博的軍事人才。此后，孫子、伍子胥共同輔佐吳王闔閭、夫差父子擊敗楚、越等國，成為南方的霸主。伍子胥因勸諫夫差不成，被逼自盡，而孫子的事跡卻不見于史籍。后人推測，他可能像范蠡一樣，在功成名就時歸隱山林了。

學習《孫子兵法》，首先要理解兩個概念：一個是“道”；一個是“器”。這兩個概念在《易經》當中這樣定義：“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既然說有形的上面就是“道”，那么“形而下者謂之器”的“器”，就是指具體的東西，也可以用“術”來直陳，“術”就是理性認知的具體運用方法。“道”與“器”關系是：“道在器中，以道御器。”這是中國哲學的根本思考方式。“道”在中國哲學里有多種說法，簡要概括就是關于自然、社會、人所固有的因果性、規(guī)律性，由此比附為道德本體，以及人們超驗的體悟境界。中國文化中一直認為“道”是“本”，“術”是“末”；“道”是“體”，“術”是“用”。“術”不離“道”，不存在一個純粹的獨立的“術”。

今天很多人讀《孫子兵法》關注謀略之術，這就把《孫子兵法》庸俗化了，這是本末倒置，也是最大的誤讀。《易經》中說“厚德載物”，值得我們深思，一個沒有自我道德的約束，沒有民族、國家、社會責任的企業(yè)家、政治家，必然走向歧途。中國文化傳統(tǒng)的思維方法與道德修養(yǎng)又是緊密關聯(lián)的，如“內圣外王”“圣智”等，都是與“中庸”崇尚德與智并行的觀念一致的，這也是所謂的“大德必有大智”，孫子在兵法非常強調人本精神和道德關懷。這個問題，僅就《孫子兵法》來談是不行的，應該有比較和對照。因此，筆者以德國軍事學家克勞塞維茨所寫的《戰(zhàn)爭論》與《孫子兵法》來對照比較。

《戰(zhàn)爭論》一書是西方近代軍事著作中的經典文獻。《戰(zhàn)爭論》的第一觀點是“戰(zhàn)爭是政治的繼續(xù)”。這個政治的概念可以放大一些，也包括經濟、地緣等因素。比如兩次海灣戰(zhàn)爭，如果說波斯灣地區(qū)沒有石油，西方強國也不會有那么大的興趣，因為要控制戰(zhàn)略要地、戰(zhàn)略資源，所以才有了兩次海灣戰(zhàn)爭。可以說，這種觀點是對戰(zhàn)爭本質性的一個精確描述。

那么，《孫子兵法》里面有沒有這樣的思想呢？《孫子兵法》從一開始就講：“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兵”就是指戰(zhàn)爭。戰(zhàn)爭是國家最重大的事情，由于它關乎百姓生死、國家存亡，因此每一個統(tǒng)治者都不能不慎重周密地觀察、分析、研究。可以說2500年前的孫子，已經認識到了戰(zhàn)爭不是獨立的現象，而是國家最重大的事情。所以孫子說，對戰(zhàn)爭問題一定要慎重地對待，這就是“慎戰(zhàn)”的思想。因為戰(zhàn)爭有著巨大的破壞性，而且非常殘酷，一旦失敗，往往要承受沉重的代價。孫子告誡統(tǒng)治者對待戰(zhàn)爭要慎之又慎，因為“亡國不可以復存，死者不可以復生”。

《戰(zhàn)爭論》的第二觀點是“戰(zhàn)爭的根本目的是徹底消滅敵人”。但孫子卻并不認為戰(zhàn)爭是解決問題的第一選擇。孫子說：“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為不得已。”在孫子看來，最佳的軍事行動是用謀略挫敗敵方的戰(zhàn)爭行為；其次就是建立同盟，以外交手段戰(zhàn)勝敵人；再次是用武力擊敗敵軍；最下之策是攻打敵人的城池。攻城，是不得已而為之，是沒有辦法的辦法。因為在他看來，士兵像螞蟻一樣盤梯攻城，死傷三分之一，還不能成功，是重大災難。由此，孫子提出百戰(zhàn)百勝，算不上是最高明的；不用交戰(zhàn)的方式就能降服全體敵人，才是最高明的。孫子不是在簡單地談論“謀攻之法”，而是告誡人們“不盡知用兵之害者，則不能盡知用兵之利也”。孫子倡導“全勝”“智勝”，是因為他看到了戰(zhàn)爭的殘酷性，因而提出了“慎戰(zhàn)”的思想。我們從中可以體會到《孫子兵法》一書里所蘊含的對生命的關愛與尊重。

孫子的這種思想不是孤立的。春秋時代，儒家和墨家被稱為“顯學”，是當時影響最大的學派。墨家有一篇文章叫《非攻》。墨家對戰(zhàn)爭非常痛恨，所以專門用這樣的文章來反對戰(zhàn)爭。孟子批評戰(zhàn)爭貽誤農時、破壞生產、殘害無辜、掠民為奴。儒、墨兩家反對戰(zhàn)爭的理由是一致的。老子說“夫樂殺人者，則不可以得志于天下矣”，意思是以殺人為樂者不能得天下。戰(zhàn)爭給社會與百姓帶來巨大的災害，所以老子說：“夫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老子反對戰(zhàn)爭，不言而喻。

筆者認為中國兵學中關注生命、尊重生命的觀念，與中國文化傳統(tǒng)中強調人文道德不無關系。我們先了解“中國”這個概念的含義。商周之際，“中國”這個詞曾用“華夏”來代稱。何謂華夏？“有禮儀之大，故稱夏；有服章之美，謂之華。”服裝不僅是用來遮羞的一種簡單的工具，也代表一種文化。這里的“禮儀”并不僅僅指禮貌的概念，而是被當作一種制度，每一個階級的人在各自的位置上都要負責任，不可為所欲為。在日常生活中也要講“禮”，中國自古以來喝酒、游戲、行走都有禮儀，所以我們才有“禮儀之邦”的美譽。華夏是一種文化概念，“中國”被視為“先進”文化和文明的代表。

到了宋代，遼攻打中原地區(qū)。宋代著名學者石介在《中國論》表達過如下觀點：當你還在住洞穴的時候，中國已有了建筑；當你還穿皮毛的時候，中國已有了服裝；當你還沒有文字時，中國已有了文字記載歷史。如果你來學習，我來教你；如果你不來學習，我們各自為安、互不相擾。

宋代的中國是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之一。1988年，筆者曾與一位美國的猶太籍學者討論了一個問題。筆者問他是否了解古代中國，他說不了解。筆者又問他是否了解“二戰(zhàn)”時猶太人來中國的歷史？他說他知道“二戰(zhàn)”時一部分猶太人受到法西斯迫害，從當時的蘇聯(lián)符拉迪沃斯托克來到中國上海，得到了中國人的接納和款待；他說還知道，有一年春節(jié)海外猶太人組建感恩團參觀訪華，回想父輩的居住經歷，對中國政府和人民表示感謝。其實他不知道的是猶太人早在宋代之前就已來到中國，由此可以看出那時中國就是一個開放的國家了。

大量的文獻記載表明，中原地區(qū)與周邊族群都有來往，一直是睦鄰友好的關系。盡管文化、經濟、軍事都領先于對方，卻也沒有采取侵害、掠奪等霸權行為。有一部美國電影叫《與狼共舞》，講述了歐洲移民到美洲大陸開拓疆土，對大量的原著民進行屠殺的歷史，這一情形與此形成鮮明的對比。所以說，中國幾千年來中原與周邊民族都處于不斷融合的過程中，中國領土的擴大依靠的不是戰(zhàn)爭與武力，而是文化認同和共同的歸屬。

在《易經》中有“天地人三才，人為貴”的說法。荀子說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為天下貴。《孫子兵法》是在非常尊重“人”的文化背景下產生的。孫子在討論戰(zhàn)爭時，總是從人文道德的高度去思考。《孫子兵法》不主張通過戰(zhàn)爭來解決問題，那就要用謀略來解決問題。即使推崇謀略，也時時強調道德的作用。《孫子兵法》十三篇最后一篇是“用間篇”。這個“間”就是間諜，用間就是使用間諜。但是孫子談使用間諜是有前提的，就是“非圣賢不能用間，非仁義不能使間”。而現在我們很多人都忘記了這個前提，戰(zhàn)爭要用謀略解決，還有一個貫穿道德人文關懷的問題。